王旭东
据6月27日《市场报》报道，3年前，《市场报》记者关注教材改革问题时，那一年全国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教材问题落马；3年后的今天，全国因教材问题落马的各类教育官员涉案数额越来越大，涉身“窝案”的官员越来越多。“要发财，印教材”——大中小学教材的暴利现象，已经成为全社会都知晓的“秘密”。
既然是全社会都知晓的“秘密”，不妨让其彻底曝曝光——有人透露，全国500多家出版社，有90%以上的出版社都在打教材的主意，全国图书发行部门70%至90%的利润要靠教材发行来维系。按国家规定，教材的零售利润不得超过5%，但实际上已高达45%至50%。连续几年，教材出版业进入“中国十大暴利行业”排行榜。
打着教育的幌子发全民的财固然可恶，然而更可恶的是这一暴利行业中聚集的权力腐败和行业垄断。有关人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教材是“唐僧肉”，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享用。当“权力资本”进入教材这一垄断市场后就如鱼得水，一方面权力在垄断的环境中越发放纵滥用；另一方面，垄断在权力的保驾下更加牢不可破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认为，“不法奸商＋神秘的关系资源＋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之间的黑金交易”是权力资本腐败的核心内容，也是地方性腐败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公式。这一公式同样适用于教材这个暴利行业。
权力与垄断之间的关系向来很微妙，一方面打破垄断以及制约垄断下的暴利需要公权力的干预，另一方面公权力又极容易成为垄断的操手。剥开当前教材这个暴利行业的层层外衣，暴露的是权力与垄断的相互勾结。因此，仅仅通过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以拆除权力与垄断的“结合体”，是不行的。我国的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之所以进展不畅，很大程度上就缘于触动教育主管部门、出版管理部门和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。
如何有效地破解权力资本腐败的这个“基本公式”？我想关键在于三点：一是针对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，继续加大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。二是引入竞争机制，有效打破教材出版行业的垄断性。三是加强社会监督，增强教材出版行业的透明度，严格控制教材的零售利润。
